稳外贸稳外资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超38万亿

但介入到治理中的私方主体则体现的是私法关系，是私权对公权的介入。

第二，放弃传统行政法学中作为体系性考察的行政法总论与行政法各论的二分主义，不采用将行政法各论作为行政法总论中基本原理的具体应用的观点，而是寻找出在个别法律领域为保护法律利益所固有的法律价值，在此基础上对实定行政法进行定位，而在有关的法律价值本身中包含宪法价值。[133]今后进一步加深行政法学与邻近学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即行政法学应当采用学际化的视野。

在上述学者的共同推动下，日本的行政过程论日趋完善，已经成为现代日本行政法学的主流理论。行政过程论认为在对行政的各种活动进行法学考察时，必须考虑作为整体的行政过程，但应当考虑的行政的范围如何确定是个问题。但是，将这些法律现象的全体作为宏观意义上的过程进行考察，或者假定为在各阶段中的微观过程，在分析其特征的同时进行体系化，这是现代行政法学的中心课题之一，即应当将行政法解释学作为在宪法规范的框架内有关由立法者选择的具体法律目的实现技术的法律解释学。在论文方面中，园部逸夫在1966年所著的《行政程序》一文中，将行政过程作为程序的连锁或行为的连环而有意识地加以阐述，这在日本大概是最早的有关行政过程的行政法学文献。[126]参见[日]平并宜雄：《法政策学序说》，载《ジュリスト》1976年第613号，第63页。

因此，行政与法的关系在现代必须重新探讨。在这种变革传统行政法学理论浪潮中，有部分学者在借鉴美国公共行政理论和德国二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行政过程论的观点。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德意志帝国施行联邦制君主立宪制，然而德意志帝国的君主立宪制与英格兰光荣革命后的君主立宪制形似神异。

德国的宪政建设是与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纠缠在一起的，形成了宪政建设与国家统一的双重变奏，并且实现国家统一构成了德国宪政建设的重要前提。[2] 科佩尔•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范德一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2页。1944年，盟军决定将战后德国分成苏联、英国和美国三个个不同的占领区，此后又在1944年增加了一个法国占领区，总共形成了四个不同的占领区。[24]尽管如此，1848年保罗教堂的立宪实践以及作为其成果的保罗教堂宪法，意义不容低估。

这是典型的绝对主义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当年腓特烈大帝将普鲁士塑造成欧洲强国的方式一脉相承。（一）德国宪政的先驱：保罗教堂宪法 1848年革命开始于意大利，蔓延到法国，随即扩大到全欧洲，变成了一场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2]然而，即使是这位被托克维尔称作是启蒙精神化身的现代君主，其宪政改革仍然是有限度的，其精神旨趣与启蒙哲学家所宣扬的现代宪政精神之间，存在着实质的差异。[7] 同上注，第125-222页。根据佩里•安德森的研究，西欧是较早形成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地区，随后，西欧绝对主义君主制所形成的强大军事、经济和政治势力开始对东欧产生影响。作者简介：泮伟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讲师。

摘要:  德国宪政的产生有两大历史背景，即对神圣罗马帝国遗产的继承与邻国法国大革命的冲击。这使得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后，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形势变得更复杂，也是德国统一的大德意志方案与小德意志方案形成竞争的历史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既得益于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转变，同时也得益于联邦德国首任总统阿登纳明智而娴熟的外交政策，使得德国宪政的建设和发展拥有相对更好的外部环境。在列强林立的欧洲国际局势下，通过宪政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缺乏必要的条件。

美、英、法占领军对联邦德国宪政建设的支持和马歇尔援助提供的物质基础，构成了德国宪政建设的重要条件。此外，战后初期长期执政的阿登纳政府高超而成熟的外交政策与技巧，以及历届德国政府对纳粹德国罪行的深刻反省和战争责任的勇敢担当，种种因素都表明，相对于魏玛共和国时期，二战以后德国宪政建设的国际环境要好得多。

11世纪教皇格里高利发动的教皇革命，又使得以皇帝为代表的神圣罗马帝国世俗秩序与以教皇为代表的天主教的神圣秩序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9]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刘北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8-349页。

相反，魏玛宪法48条还赋予总统紧急状态下超越法律的权力，得以撤销人民的个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言论和新闻自由、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绝对主义国家的逻辑围绕军事建设国家体制，通过军事战争扩展领土，获得利益。[14]因此，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也继承了普鲁士绝对主义国家宪政改革的精神。联邦德国基本法制定至今，德国政制稳定，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虽然是一部临时宪法，却获得了德国人民的极大认同，联邦宪法法院也被德国人看做是最值得信赖的政府机构。[6]因此，德国的国家建设与宪政建设的问题，就同时被提出来，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然而，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政治和失序状态又使得德意志诸邦国的统治阶层深感恐惧。

换言之，普鲁士的官僚机构是作为军队的分支而诞生的。其次，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德国的宪政建设发生于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因此又面临着独特的问题背景，就是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问题。

这是战后德国宪政建设的国际背景。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与法国都经历了艰难探索的过程，都经历了政局动荡不稳的阶段，虽然最后都修成正果，但也付出了重大的教训。

就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内部秩序而言，10世纪克吕尼修道院所发起的天主教改革运动的展开，使得教皇和皇帝与欧洲大大小小的地方诸侯之间围绕着统治权力展开了斗争。[13] 斯泰因-哈登堡改革最后的落脚点是制定宪法与施行代议制政府。

普鲁士在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很快就任命同情法国大革命，力主改革的斯泰因担任首相，学习法国，推行宪政改革。这些大大小小的说德语的邦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共同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以填补和取代神圣罗马帝国留下的政治真空，回应来自法国、俄罗斯等新兴强国的挑战。两者的结合，最后导致了普鲁士所特有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就基本权利条款的内容而言，除了传统的各种自由权和政治参与权外，魏玛宪法还规定了许多经济与社会的基本权利，这是魏玛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创新之处，既体现了魏玛宪法的社会民主党人背景，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德国社会的阶段和趋势。

因此，在封建等级君主制，各级封建贵族与封建君主分享税收、军事、司法等方面的重要主权性权力。而封建制下的等级君主制，主权是分散的，封建君主仅仅是整个封建等级系统中的最高等级，通过封建契约关系与其他封建贵族形成权利和义务关系。

作为中世纪世俗政权的最高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负有维持西欧大陆政治秩序，保卫基督教的神圣职责。[19] 科佩尔•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范德一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140页。

同时，魏玛宪法也规定了详细的基本权利条款，继承了1848年保罗教堂宪法的精神。[14] Heinz Laufer/Ursula Münch, Das föderative Szstem der Bundersrepublik Deutschland,Bazerische Landesy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sarbeit(BLpB),München 1997。

国会的最大权力就是拒绝通过预算，但由于1862——1866年宪政危机的影响，国会议员在行驶这项权力时都过分地小心翼翼。[10] 普鲁士绝对主义君主制的重要载体是普鲁士的容克贵族阶级。即使是在政治层面，虽然普鲁士的绝对主义色彩是最浓厚的，腓特烈大帝也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进行了许多具有启蒙色彩的政治改革。作为近邻，德意志民族对于发生在法兰西大地上这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感受不可谓不强烈——《德国近代史》作者平森发现，除了少数例外，德意志学术文化界的所有著名人物都为革命的到来深为激动。

魏玛政体的中流砥柱社会民主党是在德国战败的时候接管政权的，在国内，它同时面临极端左派斯巴达克斯派和右派保守派的夹击，承受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在国际上，由于德国战败和法德世仇的影响，社会民主党人被迫签订的《凡尔赛合约》以过分牺牲和打击德国的利益为代价，这对魏玛共和国的稳定发展是致命的打击。容克贵族集团与普鲁士的绝对主义君主制互相支持，构成了对普鲁士宪政改革的重要阻碍。

德国宪政建设更为复杂的局面是，德国所处的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使得德国很难通过宪政的方式获得国家统一。普奥争霸的结果反映了新的商业帝国英国与欧洲大陆绝对主义国家旧霸主法国之间的争霸格局。

这些抢得普鲁士地区的新贵族集团，后来逐渐演变成容克贵族集团。保罗教堂立宪，尖锐地体现了德意志宪政建设所面临的这种艰难局面。